2015年11月1日 星期日

權力基石下的黏土層

 今晚做的秋天應景料理 Patatas a la Riojana


在美國,法學院一向被視為財富、權力與才智(sort of)匯聚的所在。

我個人對這點毫無疑議,高舉雙手贊成:放眼整個校園,沒有一個圖書館比法學院這棟更完善舒適,更適合我窩在裡面寫那幾乎要來不及的論文,一張張 Knolls 的人體工學椅---還不是入門款的咧---絕對讓人在位子上待的比在別處寫文章時要久,還有比這更好的証明乎?

但即使這樣還是有疲累的時候,看了一下這天的新聞,有一則特別令人欲罷不能,非一口氣看完不可: NYT 揭露了在歐巴馬派海豹部隊進入巴基斯坦暗殺賓拉登前,指派四名政府律師深入研究了刺殺任務的法律基礎的過程 (原文聯結How 4 Federal Lawyers Paved the Way to Kill Osama bin Laden)。



四位律師必須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不得對任何人透露,對法律解釋有疑問時不能像平常一樣與同事討論,或是向學界求助---研究了諸如以下幾個可能的問題,尤其是適法性:

1,採取什麼樣的手段宰人?

一個能將美軍傷亡縮減到最低的方法,就是直接派軍機用可以破壞地道的炸彈將賓拉登住家及週圍夷為平地窪地?

可以想見任何人在這種轟炸下絕無倖理,但勢必會傷及同一地點的無辜者,例如賓拉登的妻兒,而他們並非美國政府追緝的對象,更不要說附近的平民了,這些collateral damage 是不是可為法律容許?因為不是在戰場上,法律上的標準會嚴格許多 。

還有對政治領導人來說或許更重要的一點:全部亂炸一通之後,你怎麼對美國人民及國際社會交待,証明你真的把賓拉登殺掉,而不是濫殺無辜罷了?

派特種部隊進入速戰速決?人員傷完風險大,有打草驚蛇的可能,突發狀況較多。好處是如果真的搞砸了,可以迅速撤離,然後對外裝傻說根本沒這回事。


2, 美國政府是否有權在非戰時派兵進入盟邦(即使這個盟邦似乎不太可靠),要知道巴基斯坦不但不是與美國對幹的交戰國,還是一起打擊蓋達組織的盟邦,而賓拉登住在境內這件事情理論上或法律上是沒有人知道的,這樣衝進別人家把人---無論是什麼人---幹掉,於法有據嗎?

美國政府並非沒有派兵進入別國宰人的記綠,但這次的任務目標因為太重大,所以美國政府考慮---史無前例地---將目標所在國從頭瞞到任務完成為止,這樣的做法在外交與國際法上說得過去嗎?

3, 為了避免造成其他困擾,美國一開始就打算要格殺賓拉登而非活捉他接受審判,或者說,美國希望能有藉口將他就地正法,以免節外生枝。

問題來了,如果他沒有攻擊美軍,沒有抵抗,甚至直接投降,美國還可以直接射殺嗎?就算是在戰場上,屠殺已投降的敵軍/戰俘也是違法國際公約的(哪一個公約我不曉得,但NYT文章裡有寫)

律師們最後同意說: 好吧,我們可以假設賓拉登就算舉著雙手說要投降,也還有可能在衣服底下藏著自殺炸彈,準備與美軍同歸於盡,所以我們可以在假設他們對美軍會造成致命威脅的情況下直接擊斃--- 除非啦,他孤身一人在浴室,一絲不掛地舉雙手對美軍投降,這樣你們真的就不可以殺他惹。

4,美國一開始便計畫在海上將賓拉登的屍首處理掉,日內瓦公約(好像是啦)規定「在"可能"的情況下,應該依照陣亡者其宗教信仰所規定的儀禮處理屍首」,但如果按依斯蘭律法,將賓拉登朝麥加的方向土葬在一個標有名字的棺木裡,等於為後世追隨者或狂熱份子們建立了一個聖地,但違反依斯蘭律法又有觸怒阿拉伯盟國之虞,除非,咳咳,律師說,他的母國沙烏地阿拉伯不願接受他的屍首,那麼在航行中途海葬就可視為一個不違反其信仰的方式。

5,要不要在事前得到國會的授權,或至少知會國會領袖?決定是不要,但後來發現CIA局長已經在未經歐巴馬同意下對幾個國會議員作了簡報。

6,那司法部長 Eric Holder 呢,律師說,呃…這個,還是讓他知道比較好吧,但此議被府院 白宮高層否決了,直到任務的前一晚,才對他做簡報。

此外還有很多其他的折衝考量,有興趣的人非常推薦去讀一下完整的報導(再一次,原文連結) ,NYT為了做這報導,採訪了許多參與這個任務的人士(在匿名的情況下),水準很高。

當我一開始讀這篇報導時,心裡不禁深深嘆服: 美國不愧是真正講法的國家,在面對造成那麼多平民傷亡的國家公敵時,身為一個真正縱橫世界的強國,還能這麼嚴謹地在事前推敲各種法律上的爭議之處,上至元首下至一名士兵,都被要求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執行這個刺殺敵人的任務,這種貫徹到底的精神實在太驚人,令來自第三世界弱國的我本人感覺嘆為觀止。

只是看到後來,反胃的感覺卻油然而生,最終演變到沛然莫之能禦。

並不是覺得貫徹法治有任何不對,而是,換個角度想,四位一流律師們殫精竭慮所做的,就某種意義上來看,也不過就是盡可能利用法律或國際公約(可能)刻意留下的模糊地帶,硬撐出一個讓海豹部隊能順利出入的法律巧門,紐約時報也說,這裡的適法性詮釋幾乎被推到極限,法(學)界事實上有不少雜音,只因為任務執行的非常成功,也就沒什麼人不識相地繼續追究了。

要不然,幹嘛要到出動前一天,全國司法最高首長還被矇在鼓裡呢?這不是很奇怪嗎?還有,CIA頭頭先通知了少數國會議員,沒有任何自保的考量呢 ?

讓我更犬儒一點的說吧,假設四位律師最後得出「美國政府無論如何不可以這樣蠻幹」的結論,白宮會因此改變決策嗎?

或者...另外再找四個律師更快?

我想,這就是精髓所在吧:一切的研究與推敲,為的不是「了解任務合不合法」,而是「如何讓一切作為顯得合法而就算不合法也要拗出一個看似合法的說法」,並在任務失敗的最壞情況下盡可能免責,讓高層像胡迪尼一樣能在法律與政治責任的夾縫中脫逃。

再強調一次,我完全肯定這樣的努力,人類世界除了美國以及少數西歐民主國家,大概不會有什麼國家一方面擁有如此龐大的力量,另一方面在面對如此恨重仇深的敵人時,還能如此嚴謹、嚴肅地面對國內外法律限制了吧。

我不認為這是假掰或偽善,但他卻實是現實世界的兩難。

只是啊,在法學院圖書館,看著那些汗牛充棟的法律典籍,以及入口處那些美國司法史上偉大法官與法學者的塑像,不免讓我覺得,權力基石裡,還是不可避免地犀入了黏土的成份呀。

一個不成文法的custard概念
(紐約Domnique Ansel 甜點店的Mille feuille,非常不怎樣,現點現做也救不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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