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7日 星期一

轉貼:夢想怎麼補助(張大春)

我覺得張大春這篇文章是與這個新聞所衍生的討論裡,最有insight的,其他的,感覺似乎都別有目的。

說穿了這不就反應這個國家的文化水準嗎?我還是重覆之前tweete過的話:讓不懂文化的人管文化,結果當然是迷信名牌或被大牌牽著鼻子走。

但前面那樣講也不盡公平,畢竟這個國家的文化水準其實是比當家主事者高得多,否則不會還有這麼多批評的聲浪,遑論那些更屬於民間、草根、有機或套句阿城所說的「自為」的文化產出,只是那些人傲慢的耳朵聽不到,或者聽不懂。

台北市最近幾任文化局長愈換愈"奇怪",也是一個好例子。


http://tw.nextmedia.com/subapple/articleblog/art_id/33799459/IssueID/20111108

2011年 11月08日
建國百年搖滾劇《夢想家》所引起的抨擊和討論已經不少,聚焦所在,不外是這齣公演了兩個晚上的大戲所費不貲──兩億之於一般較拮据的表演團體也許真能撐到民國200年。另一個論旨則是在抨擊此劇的意識形態和藝術水準,紀蔚然的一番沉痛語恐怕也是民國百年以來對單一劇場演出最無奈而犀利的按語:「無論從任何角度(秀場、政治宣傳或藝術)檢視,耗資兩億的《夢想家》著實不堪卒睹,若不是為了研究國家機器之於表演藝術的汙染,及表演藝術團隊自甘墮落的程度,我還真找不到看下去的理由。」
凸顯補貼政策粗糙
《夢想家》的導演賴聲川婉轉低調的申辯似乎不能止爭止疑,抬出因病過世的陳志遠和「200萬轉播收視觀眾的感動」來當甲盾也徒惹虛蹈空談之譏。然而,這件事之直欲歸咎於藝術家之貪婪容或過於沉重,即使要指責創作者失之浪費也已經偏離了深刻討論的主軸,整個問題的核心應該是國家的文化補貼政策究竟如何立意與遂行才是。
文化藝術之作為一種行業,本來就是、也永遠會是弱勢。台灣在過去數十年間所擘畫、實踐的補貼政策一向就極為粗糙,其手段尚不及「包青天陳州放糧」。猶記去年年底,我在本專欄所寫的一篇文字《補助或糟蹋「瀕危動物」?》即已指出:為了剋扣一位年輕詩人第一本詩集的兩三百本印製費,文建會在發放補助時竟然違背合約,而國家文藝基金會官網則在作者查詢價差之後後偷偷改掉了原先的價購數量。這是一樁小事嗎?
相對於批價兩億一千五百萬的建國百年大秀,這反而是一樁不容或忘的大事;它坐實了執政當局的文化補貼的確只有兩個極端,其一是憑媒體曝光印象遴選知名人物恣意供應資源,廣邀俗眾之驚詫,以矜其好大喜功之情;另一端則極像是《禮記?檀弓下》所記載的那個小故事裡狀貌慈善而心地涼薄的黔敖,「為食於路,嗟人來食」。

媒體批評的焦點若只能矚目於兩天開銷兩億,則我們的國家和公民永遠不會反省:《夢想家》爭議所反映的,是整個政府在文化補貼政策上的持續失能。盛治仁不是第一個白目的文建會主委──我可以大膽地說:歷來的文建會主委都把這單位當成是開倉放賑的衙門,到了逢十逢百的某時某刻,實有大拜拜之需要,再號召平素所賑之佼佼者,獻演一回國家機器所需之文康宣傳。
我們的各級文化官僚一向不明白,補貼不只是給錢而已,給錢也不只是收買或推銷國家認同而已。當局所必須反省者,補貼之於國家,是一個過程和手段;唯其能夠透過補貼,我們的公民社會才有機會經由政府體系來瞭解:匯集納稅人之付出所挹注的對象在整個產業裡長時期的生態和處境。
同時,文化行政部門還要藉此養成一定的品味和視野,能夠判斷這些創作活動如何在一個消費環境中形成自足的供需。如此,文化行政單位也才能有所根據,來落實或推廣它一貫高掛的「文創」招牌。質言之:從中央的文建會到地方的文化局之執事者,絕不應該坐鎮錢坑、散銀自賞,以攀交或打發文藝工作者為家常,一旦招惹物議,便將責任推給「委外評審」諸公,斤斤然以不曾違法為最高行政倫理。
至於藝術家或創作者在這裡能思考甚麼呢?他至少可以想一想:我所產出的這藝術或創作究竟在哪一個層次上對得起埋單的金主?賴聲川起碼不應該把自己當成張藝謀,淪落為「國家級秀才」,數十年辛勤耕耘,讓錢與排場給鬧得方寸大亂,何苦?

作者為作家

〈果然有話〉:補助或糟蹋「瀕危動物」(張大春)

2009年 12月15日

國家對於文化工作者的經濟支援號稱補助,而且責成專務,載諸明文,行之有年。不過,這裡面究竟有沒有令人不堪聞問的角落呢?請容我舉個例:年輕的詩人騷夏愛寫詩,詩質也很好,但就像大多數年輕的詩人一樣,如果沒有特殊的機緣讓廣大讀者知道她的名字、認識她的作品,她恐怕永遠不能像余光中、鄭愁予、瘂弦、楊牧等詩家那樣能夠啟發、影響好幾個世代的讀者,也不能像楊澤、羅智成、陳義芝這些中生代的詩人那樣在媒體中撐持起文學副刊一息尚存的版面。然而,她們還懷抱著寫詩的熱誠,也像所有不能專業寫詩的詩人一樣辛苦打工維生。

這些詩人能夠感動更多的讀者以便維繫詩這樣冷門的「文創產業」嗎?或者我們可以更尖銳地問:我們這個國家還需要詩人嗎?在眾所周知的外觀形式上,國家是要這個面子的,每一層級的文化官僚都會告訴你:「政府當然關心文藝工作」、「政府有很完善、細膩的補助政策」。

得罪官衙門就沒得吃
騷夏申請了國家文藝基金會的補助。這項補助並非直接將鈔票塞給詩人買米,而是「價購」──簡單地說,就是申請補助者先找到一家願意刊行其作品的出版單位,擬定出版計劃,完成合約及印製手續,再由國藝會將補助編印及行銷的費用核發給出版社。這套程序裡究竟有多少錢呢?國藝會給作者的公文上清楚寫著:「一般性著作價購500~1000本;專門性著作價購100~500本」(官網則在作者查詢後偷偷改掉了)。詩集──歷年來在國藝會的認定是非常清楚的:屬「一般性著作」,也就是「價購500~1000本」老實說:沒有幾個錢!
十分具有象徵性諷刺的,騷夏的詩集名為《瀕危動物》(我們會想起詩人的命運吧?)好容易有「女書店」接受了這個出版計劃,也依約出版了這部詩集。可是,文建會在這一補助案的採購本數卻是「300本」。
讓我們來看看和騷夏同期入案的認購本數:除了嚴忠政詩集《玫瑰的破綻》獲得500本最低標認購之外,我們隨手找一找,其他如卜袞(晨星出版)、柯品文(遠景出版)的價購量都嚴重縮水到200本,這一層明顯違約的剋扣看來並不直接剝削作者,因為補助的對象本來就是看似「也在做善事」的出版社。可這樣盤剝卻嚴重傷害了作者與出版者之間原本的信諾,也徹底打擊了文化工作者的基本尊嚴。他們能夠抗議嗎?顯然不能,因為任何一個接受補助的單位都知道: 你要是得罪了官衙門,連嗟來之食都沒得吃了。
國藝會採購案是轉包給文建會幹的,而文建會又是外包給一個名叫「啟發文化」的單位,姑不論「啟發文化」包案子、壓折扣是否也可能損及「女書店」的利益,我們可以想像:當一個小小的、無關施政選舉或國計民生的補助案在踐踏著年輕詩人和弱勢出版社、從而暴露出當政者的顢頇與鄙吝之際,國藝會、文建會的官老爺們,總會有辦法將違約縮減價購量的難堪手段推諉給外包商,而這些剋扣的共犯結構並不會在乎:真正「瀕危」的是我們這逐漸沒有詩、也沒有詩人的島國。

(如果你還有興趣的話: http://www.wretch.cc/blog/EYEtoEYE/11086409 )

6 則留言:

catherine yo 提到...

這篇也好看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306801795997507&set=a.195790750431946.54637.195008423843512&type=3&theater

becco 提到...

坦白說fb這篇我看不太懂。

不過我從來就不是以弊案或利益輸送來看待這個爭議,雖然就廣義來說,你可以說他是。但我一點也不在意賴聲川拿了多少錢,就像世人不會幹譙Michael Jackson或Lady Gaga賺多少,因為他們有做出有價值的東西(無論你喜不喜歡)。但如果你做的東西很爛,拿到錢的過程和理由又可疑,面對批評時不但傲慢而且還很孬的拿死人當轉移焦點的擋箭牌,那就很令人失望了。

我沒有看過夢想家,但我還滿相信像紀蔚然這些人的批評的。

但這些真的都是次要的。

真正的問題在於,今天台灣政府,只要誰執政就用誰親近或意識型態上認同的藝文包商,而不是以一個文化建設的格局在規劃這件事,所謂的格局視野這些被當政者拿來吹噓的東西根本只是裝飾,因為他們明明沒有。

如今在位者是這票人,你要他們不選表坊,不給賴聲川做,還能給誰(王偉忠maybe)?然後雖然是廢話一句,我還是要補充:換成在野黨來做也很可能一樣。

我是看表坊的戲長大的,但大約七八年前,他們的主事者開始迷上什麼祕宗啊、玄學、靈修之類的玩意兒之後,戲就愈來愈不知所云(好吧是我沒有慧根),然後因為政治氣候的改變,他們做的戲開始有了鮮明的色彩,與環境脫節的更加厲害,甚至到了與幹鞋哥同一水平的地步,也難怪後來做的東西都是這樣。

總之,張大春在文末提到張藝謀不是沒有原因的。

文文 提到...

你提到王偉忠,害我又想起你了 XD

becco 提到...

幹……鞋哥咧…

catherine yo 提到...

http://blog.roodo.com/planet5277/archives/18050315.html 這篇算是最近一路看下來,總結相當清楚的論述。 

有政治正確的文建會主委,是沒有辦法推進文化藝術的,因為藝術家是走在社會前面的眼睛,而不是跟在政治奶水後面做安全性高的公關場面。此話深得我心。

becco 提到...

非常同意。